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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街的长延和他姑妈的通信定稿（第1页）

残雪

姑妈：

昨天接到您的信，您要我谈谈家里的情况。可是您已经离开家乡20多年了，这里发生了那么多事，还有些事是我没出生就发生了的，我到底从哪里谈起呢？您一定知道，在我们茅街，每过不久就有变化，人和事都会变得认不出来。我虽年纪不大，也常觉得自己跟不上形势呢。看来您其实很熟悉我的情况，可能有人告诉了您。是的，我现在是一个人住，自从父母10年前去东边后，我就一直住在他们留下的房子里面。当时他们对我说“去一阵子，”我怎么也想不到“一阵子”成了10年，而且还要持续下去。

那么先说说我的近况吧。他们走了没多久我就没上学了，因为要吃饭啊。那时住在马路对面的潘奶奶将我带到火柴厂的车间，帮我找了一份糊火柴盒的工作，每月5块钱。我在火柴厂一直干到现在。现在我成了厂里年纪最小的保安人员，我每天夜里去厂区巡逻，工资是8块钱了。我们这些保安人员没有正式武器，一人发一根木棒。厂里让我们成天练臂力，这样的话，用木棒就可以将来厂里盗窃物资的小偷打死。但是哪里有贼呢？我从来也没碰到过，也许我们的敌人就是那些工人吧，我看上面领导就是这样想的。车间里的那些人一个个骨瘦如柴，下陷的双眼冒火。他们做夜班时，我就在车间外转来转去的，我心里又激动又害怕，时常将木棒掉在了地上，自己被那响声吓得直冒冷汗。不，他们并不偷厂里的木材，也不偷其它任何东西，他们很规矩呢。日复一日，我们这些心怀鬼胎的保安人员还是在巡逻，同那些工人较量。较量什么呢？我在屋里挂起一个沙袋，是厂里发给我的，我每天在那上头练拳击。现在，我身上已经有点肌肉了，不过我还是常将木棒掉在地上。我总觉得，如果有一个贼从车间里冲出来，我一定打不死他，很可能，他倒会捡起木棒将我打死！有一回巡逻时，我碰见领导了，那人是个高个子，比我高两个头，起先我以为他是贼，就紧握木棒等他走拢来。他停在冬青树的阴影里头，就像消失了一样。我怕得不行，憋着一口气往那树枝里头打了一棒。领导“哎哟”一声就出来了。领导立在月光下，口气冷冷地问我多大了，我说17岁，他懊恼地一跺脚就走了。后来好多天里，我都等着他们来开除我。然而却没有。还是打住吧，我的近况一点意思也没有。我想说点别的。

我一直想离开茅街到外面去生活，哪怕是到城里的西边去也行，听说那边住着做苦力的人们，吃饭不成问题。说起来，茅街应该算一个好地方，像我这样一个没人管的小孩，在那些年头里竟可以靠自己活下来，自食其力，这一点很了不起。我听说这个地区的口号是：“决不饿死一个人”。父母走的时候我才9岁多，潘奶奶马上到家里来找我，将我领到火柴厂去干活，那里一日三餐都有人管。后来我就学会了做饭，我的工资虽少，生活是不成问题的。那么为什么要出去呢？姑妈，当年您也是从这里离开的，我觉得，您离开的时候心里一定有过矛盾，一定是想了又想才下决心。即使您不在此地了，心里还是挂记着这里，对吗？爸爸和妈妈离开的那天早上，两个人还坐在厨房里的矮凳上剥碗豆呢。我还记得妈妈说，下午就回来炒碗豆吃。她是对爸爸说的，我在门口偶然听到的。

我要离开茅街，可能是因为这里的生活太阴沉了吧。除了火柴厂的那些事以外，呆在家里心里也不那么踏实。到底哪里不踏实呢，我也说不明白。比如说现在吧，是中午，我刚刚起床，就听见盲人金过来了。他坐在我家门前的石阶上帮人算命，他的顾客是一名妇女，哭哭啼啼的，一定要金帮她算出自己哪一天会死。女人的声音很陌生，大概不是本地人。金的话含含糊糊的，听不清楚。那女人走的时候不太满意，还质问金：“你到底是真瞎还是装瞎？”刚才我醒来时本来心情是不错的，因为外面天气晴朗，不冷也不热，我准备到街道图书馆去打发这个下午的。可是这个盲人，把我搞得一点好心情都没有了。金不该坐在我的门口拉生意。还有那女人也怪得很，近乎无理取闹，脑子里还有种奴役别人的思想。我打开门，却并没有看见金坐在台阶上，我又向街道的两头张望，也没有看见人影。刚才这一出戏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姑妈您能告诉我吗？

因为长年做夜班，我的睡眠不是很好，我总是想那些奇奇怪怪的事。我曾作过这样一个设想：我在雨天里在这个地区漫游，所碰见的全是很久以前就离开了这里的人，我每遇见一个人，就要冲他（她）喊一句：“你带回你的雨衣了吗？！”我还作过另外一种设想：沉默的茅街人全都变得爱说话了。夜里我出门去上班时，到处一片嘈杂，一些窗口甚至传出口号声，喊的是一百多年前流行的口号。我本来就神经质，现在越想这些荒诞无稽的事就越害怕。如果茅街地区的人不是这样沉默，如果那些熟人碰见我就打招呼，也许情况要好得多。事实却是，几乎所有的人走路时都低着头，遮着脸。同我招呼的只有潘奶奶，白茅，刘工等少数几个人。不打招呼也罢了，有时又有意外发生。有一回大晴天的，那人撑着伞，遮着自己的半个身子朝我走来，已经走过去了，却又忽然站住，口里喊出话来：“长延，你这小子，连伞都不打一把啊！”待我要转身向他走拢去时，他又连忙急走，甩开我。这个人是造纸厂的传达，家就在西区，家里赤贫，满屋子都是莲子壳，他老婆带着三个小孩破莲子为生。就因为这种怪举动，我的心情被这些人搞得很沮丧。我觉得自己在这个地区很引人注目，要不他们怎么总同我为难呢？我既不招他们，也不惹他们，他们却时不时来那么一句讽刺，不是说我骄傲，就是暗示我要检点自己。我去问他们呢，又问不出个什么来，因为他们太涣散了，说过的话马上就忘了。也有几个被我逼不过的，居然破口大骂，说我这种追究是“不自量”。

我只好暂时放弃追究，坐进图书馆。我读的是那些侦探小说，也读推理小说。我读书很入谜，但思路从来跟不上那些作者，因为我爱走神，我很少将一个故事从头到尾弄明白，我想这一方面是自己的能力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喜欢那种迷迷糊糊，朦朦胧胧的恐怖感。经常，我的整个下午就沉浸在那种凶杀的氛围之中。从图书馆里出来，便听见很多人在地底下喊话，于是疾走，可走到哪里都听见那些个声音。图书馆里的老阿姨总是注意侦探小说的最新出版消息，然后设法买了来，等我去借。多年来她同我之间心存默契。那一天图书馆要关门了，我起身准备离开，季阿姨（她姓季）招呼我到她那边去。她弯下腰，从书架的最底下拿出一个纸盒，盒子里有一张手制的贺卡，上面喷了香水，画着一只我说不上名字的鸟。那是色彩极为淡雅的水彩画，季阿姨说这是我妈妈寄给她的，我听了很吃惊。我的父母是做小食品生意的商贩，以前他们在家里时每天都是早出晚归，辛苦而忙碌，我从未见过她画画。季阿姨又从贺卡里头抽出一张照片，说照片上的年轻女人是我妈妈。我很生气，觉得她在开我的玩笑，一扭身就要走。她一把捉住我的手臂，口里“长延，长延”地叫个不停，就好像要将我从梦中叫醒一样。我站在柜台边等她说话，没想到她也生气了，将贺卡和照片扔在地上用脚踩住，说我“思想老化，不可救药”。好久以来我一直后悔没有仔细看看那张照片，回忆也回忆不起来了，隐约地觉得那是一位眼神很特别的、风情万种的年轻女性。当然不会是母亲，母亲怎么那么年轻呢？我还是去图书馆，季阿姨用一种冷嘲的口气向我报告：“又来新书了啊。”我感到她在心底热烈地期待我做出回应，可是她到底要我回应什么呢？我当然不敢再提那张被踩坏了的照片，我太软弱了。我低着头，将整个身心埋在那本书里头，可仍然感觉得到老阿姨在我身边。

这个地区有一些怪事，姑妈您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我愿意在这里写出来，让您同我分享。在我去上班的路上有一条又窄又长的胡同，胡同的两边是高高的围墙，一个门都没有。白天里，胡同里总是有一些行人来来往往，可是到我半夜去厂里值班时情形就完全不同了。没有人这是可以想见的，连那些野狗也不往这里来，这都没有什么。最令我苦恼的是这种事常发生——我会失去对自己身体的感觉，仅凭意念机械地迈动脚步。那种时候，我总是充满了惶恐地想：“怎么会是这样呢？怎么会是这样呢？”我的左手在摆动，但是我的右手贴着身躯一动也不动，我的挎包快要从肩头滑下来了。我的脚踩在水泥路上，但一点声响都不发出。我就这样走啊走啊，惶恐不安地一直走到胡同口，然后我耳朵里“嗡”地一声响，感觉就恢复了。白天里，我一想到这事就不舒服，可是又没有办法，我必须经过这条路，没有第二条路可以通到火柴厂。有时，为了避免不愉快的事发生，我一进胡同就飞跑起来。开始这一招似乎见效了，过后却又并没有见效。因为我的速度会不由自主地慢下来，不管我如何努力也没有用，接下来我又变成那种僵尸——这发生过好几次，比不努力更糟，因为有人在墙头唤我，我却无法抬起我的头去看。啊，我多么盼望一个人出现在胡同里啊，哪怕一条野狗也行。可是却没有。当我轻飘飘地在胡同里移动之际，我的脑子并没有完全麻木，相反，有时它还活跃地工作起来了。我记得在那种时候，父母的面容清晰地出现过。本来我差不多将他们都忘光了。在我的想象里头，他俩总是一前一后在一条独木桥上走过来又走过去。妈妈的样子并不像图书馆里的那张照片上那么年轻，也不是很老，爸爸戴着一顶大草帽，脸上有汗。我白天里特意去过几次胡同，我用皮鞋的后跟敲打着路面，想要窥破天机。我的确在墙头发现过人影，不过当我看见那人时，他正在飞身往下跳。围墙那边是一个废弃的车站，里头尽是报废的长途汽车，当年父母就是坐那种车离开的。当然，那人爬围墙只不过是为了抄近路，他不会是夜里对我讲话的人。人们都在匆匆赶路，他们当中有城里的也有外乡人，一看他们的脸就知道他们没有任何心事。就说这个背着渔网的老何吧，他是去小河里捞鱼的，他的脚步稳实有力，眉宇间透着精明。这样的人怎么会有心事呢？

除了胡同里的怪事之外，火锅店也是一个我害怕去的地方，幸亏我用不着常去那里。文家火锅是一大间半地下室，里头总是蒸汽弥漫，挤着不少茅街地区的人们。人的脸都看不清楚。有一回，我懒得做饭，就去那里吃火锅。我来到火锅店的外面，从窗口看见那些人在来来回回地走，不时爆发出笑声。我刚跨进一只脚，就有好几双手同时拉住我，而我脚下是一块活板，于是我就掉下去了。我摔得几乎晕了过去，过了好一会才听见人们在讲话。他们将我扶到座位上坐下，有人捅了捅我的后背，说：“我是你的叔公啊。”这下面更黑，蒸气更浓，头顶上的那些灯根本照不到人身上。到处影影绰绰的，我只感到里头很挤，很热，再就是吃火锅的人多得不得了。叔公将装调料的碗放在我面前，用一双长筷子夹了一些肉片放到我碗里。我既看不见他，也看不清火锅和桌上的碗，只是低下头，傻乎乎地吃着。一个刺耳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民以食为天啊。”还有人在质问：“他为什么一个人到这里来？”我旁边自称是叔公的人就替我回答，说我是偶然掉下来的，下不为例。那人还不放过，又问叔公我对自己的前途是如何计划的，叔公就笑起来，说：“小伙子还太嫩。”我很懊恼，也被激怒了，冲着那人发出声音的处所挥出一拳。我练过沙袋，这一拳的力量大概不小，因为对方“哎哟”了一声就沉默了。我感觉我打在他脸上了，不过也许不是脸上，而是别的什么地方，我说不清。叔公说我闯祸了，必须马上逃走，因为过一会警察就会来。可是我一站起身来要走，他又用双手捉住我的肩膀将我压下去，说不能乱动。还说当年我父亲就是一个乱说乱动，不计后果的人，搞得只好中年离乡背井。我听见人们纷纷离座，一会儿屋里就空了，只剩下我同叔公，还有倒在脚下的那个人。后来大概是警察进来了，摆弄着那些手铐，他们好像有不少人。叔公说：“这就好了，这是正常程序。”我坐在那里等，心里很焦急，那些人却像没事一样聊起天来，一边还“哧溜哧溜”地吃火锅，不时又摆弄一下手铐，似乎在提醒我。我不清楚他们到底有多少人，好像坐满了一桌子，连对面的桌子上也坐满了。莫非来了一屋子警察？我问叔公，叔公就说：“好呀，好呀，这一来真相就要大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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