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供职于波士顿郊外的塔夫斯大学,在那里讲授日本文学课。美国的大学有种叫“OfficeHour”的制度,每周一次。在这段时间里,学生可以自由地拜访老师,随意畅谈。不同国籍的学生在OfficeHour期间来到我的办公室,喝着咖啡啃着甜甜圈,海阔天空地闲聊。
一天,一位女生跑来说:“请您帮忙看看我写的小说。”我回答“行呀”,便看了。我一般不做这种麻烦事,可因为是OfficeHour,差不多的事也只得慷慨允诺。尽管是用英文写的,好在并不长,也不是詹姆斯·乔伊斯那般讲究的文体,很容易读。她是为CreativeWriting(创意写作专业课)的作业而写的。
作品从整体上来说,虽然难说是佳作,但也有几处出色的地方。用于说明的部分稍嫌冗长,但其他内容很生动。这样的作品容易评论,我可以说“这个地方写得很好,这地方不好,所以这里这么修改就行啦”。但如果整体上很平均,看起来“还算凑合”的话,那可就让人犯难了,因为无法提出忠告。
听我这么评价之后,她露出困惑的表情,说:“可是,村上先生,我们班的老师说的完全相反。”
就是说关于她的作品,我赞美的部分,恰恰被那位女教师批评;而我批评的部分,反倒被女教师赞美。她这么一说,我便尴尬了。我又不能批评她的导师,于是含糊其词地蒙混过关了事。后来的事情我就不清楚了。
我在这里想说的是,创作就是这么回事。这固然是个极端的例子,不过什么算好什么算坏,因为场合不同对手不同,可能会相差万里。基本没有不可动摇的价值基准之类的东西。也就是说,由于师从不同的人,小说的写法可能会完全不一样。可怕啊。
不过,其实也没那么可怕。因为归根结底,人只能把与自己身材相符的东西穿在身上。不合体的东西即使勉强穿上身,用不了多久也自然会掉下来。因此将不合适的东西强加于人,或许也可以称为出色的教育。但要为此支付高额的学费,可就有点让人受不了啦。
我有时觉得搞搞OfficeHour也不错。晚秋的午后,坐在大学狭小的研究室里,喝着纸杯中淡淡的咖啡,等待着谁来跟我聊天。偶尔这样也挺好的。
不过,有句话说来好像有点任性:最好别把您写的小说带来。
本周的村上邓肯甜甜圈店退出日本,已经过去了漫长的岁月。这是国家性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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