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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坛初步（第1页）

讽刺与法国精神1

根据定义来看，法国精神的本质就是经院刻板、轻佻肤浅、嘲讽辛辣，一部法国讽刺史几乎涵盖了法国精神的全部历史。让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种族的天才究竟是什么，在编写教材或发表演讲的人眼里，那是一种轻佻肤浅的观察和妙趣横生的嘲讽天才，我们不妨研究一下，为什么讽刺始终体现了这种冷嘲热讽的天才，至少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是这种天才本身去改变其实践和表达方式。如此这般地研究讽刺史的方法并非误入歧途；因为如果说法国精神是讽刺甚至矫情之外的其他东西，那么无论居斯塔夫·拉鲁梅2先生最近对此怎么说，这种精神必定存在于法国天才之中；如果说这种精神甚至还会以其他的无数面目出现，那么这种精神定然是其中的面目之一。这种精神甚至在法国天才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赋予它如此重要性的经院式刻板定义之所以变得庸俗，大抵有其真实的一面。更何况这种讽刺精神几乎从一开始便出现在我们的文学之中，至少是出现在摆脱了对拉丁文学的模仿的名副其实的法国文学之中，如今，在精巧颓废以及于勒·勒梅特尔3所谓的“野蛮矫情”4的精致空洞的文学中，讽刺精神在小说、诗歌和报刊中仍然十分活跃。法国讽刺精神的这种持久顽强甚至让整部法国讽刺史变得十分冗长。然而，我们不仅能够十分迅速地勾勒出法国讽刺史的大致线条，而且还能概括出法国讽刺史在数个非常古怪的时期的特征。

首先撇开需要花费很长时间进行研究的当代和中世纪这两个十分引人注目的时期。先说当代，我们对当代人的过分热衷和熟悉使得我们给予他们比古人更多的篇幅，而他们之中只有少数几位大师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雅克·诺尔曼先生的《坦率的麻雀》5，甚至迪奥尼·奥尔迪内尔先生的《白食》，像这样的作品显然无法跻身于《格兰戈尔》6简明扼要的概述之中，他也许会在概述中略微提到他们。姑且不说我们与当代人朝夕相处的这种亲密无间会妨碍我们在研究中将无数真正的文学之友摒弃在外，我们在颓废时代煞费苦心地做出艰难的选择。首先，极度娴熟的表达手法是如此的相同，以致我们对诗人产生了幻觉；说实话，高蹈派7甚或象征派中最微不足道的诗人吟诵8的十四行都比伟大的高乃依更加美妙。继而是早已存在、经过更新甚至剽窃抄袭的无穷无尽的思想，“训练有素的写作”泛滥成灾，合理的筛选几乎成为不可能。中世纪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事情也许比较容易，即便经过时间修剪的森林仍然茂密杂乱，我们还能采摘鲜花和果实满载而归。然而，这一时期实在太长；更何况从雷尼耶到吉尔贝9，还要经历相当长的一段路程才能用沿途的观察来刻画法国讽刺的特征。

中世纪讽刺的非凡之处在于它集伦理性、社会性和政治性于一身，尤其是作者被置放于这样一种特定的情景之中，其作品并非出自一位显贵、平民或教士之手，而是来自一个游离于社会的特殊人物，一个行吟诗人或一个“傻瓜”。总而言之（至少看上去像是出自我们通常阅读的某些文摘），作为生活在中世纪的文人，这个人物为我们的某个批评家提供了许多嬉笑怒骂的题材。然而，这个文人与十七世纪的沙龙“作家”（正如克里萨尔所说的那样10）以及十九世纪出入贵妇厅堂的那种心思缜密的波德莱尔式文艺权威截然不同。那是一个游子，他并不奉行瓦蒂尔和戈蒂埃11的那种公正无私。他的兴趣放在社会的许多方面，对他来说，他的诗人之行遍及了社会的各个方面。他就地取材，嘲弄一些乡巴佬为某位老爷逗乐解闷，他好奇地进行观察，偷偷取笑老爷及其全家。某一天，在某个村庄，他会朗读一篇平民嘲弄贵族的全新讽刺小说。就这样，机敏、明晰而又生动的讽刺犹如潺潺溪水，满载着道德观察和精神特征，用滚滚波涛连接所有的地区和河流而不是将它们分开，从十三世纪到十六世纪，讽刺风行法国，逐渐扩展，从一开始的涓涓细流（那是伦理格言，动物寓言和说教12的时代），经过不断充实扩张，汇合奥比涅13和雷尼耶，冲垮了所有礼仪和羞怯的障碍。讽刺既是训斥又寓意深刻，它冲击所有的邪恶，淹没任何流弊。

十七世纪，曾经有人试图阻挡这条汹涌的河流，清洗这些充塞着沉重的卵石和黄沙的激流。这条夹在两堵石墙中间日渐缩小的庄严河流悠然地引领着宁静的水流漫步前行。然而，故乡的这个自由自在的孩子不懂得应该如何诚惶诚恐地留住它的嬉闹和欢笑。它的生性就是不尊重一切，嘲笑一切。十七世纪，它用唱诗班的戏谑和教堂圣器室的闹剧对约定俗成和繁文缛节施行报复。十八世纪强加给它的沉默让它变得更加犀利。留给它施展一技之长的狭小地盘遭到了劫掠和焚烧。吉尔贝只能谈论作者，他对这些作者虐待施暴而不是冷嘲热讽。不久，整个社会都失去了它那警钟般的朗朗笑声，讽刺无法容忍这样的沉寂，它要挺身而出大声抱怨。于是便出现了舍尼埃14的《讽刺诗》。从此以后，它重新鞭挞社会和政府，不再囿于僵死的文学之中。真正的法国讽刺获得了新生：从雷尼耶以来的长期昏睡中幡然苏醒，四处放射“辛辣的”利箭。然而，对于讽刺来说，阅读诗歌是远远不够的。在它备受奴役的两个世纪之中，它有时把自己的异想天开引进戏剧和小说。讽刺可以在这些领域独领风骚。博马舍15只是开创了半上流社会所谓的实用戏剧。伏尔泰的小说只是最早的讽刺小说。讽刺幽默的短文杂文占据了各种报纸的每日专栏，只不过古老讽刺的回报是新版的钞票。最后，在一八〇〇—一八五〇年这段美好的时代，讽刺又拿起皮鞭武装自己。

如今，尤其在勒南16主义入侵这个社会之后，一个无比敏锐的批评家用甜腻和琐碎来形容讽刺，过分的冷漠让我们无法专注于摧毁流弊或谴责邪恶。我们只能用滑稽振聋发聩。古老的法兰西首当其冲的娱乐形式仍然是通俗喜剧、《巴黎生活》和革命传单。通常这并不妨碍法兰西学院的院士先生们将法兰西精神定义为“一种辛辣、精妙和嘲讽的精神”，这种精神“轻盈犹如一杯香槟酒泛起的泡沫”这句话，萨尔塞17先生每个月都会说上一遍。

名副其实的美18

有的人喜欢陶醉在吸引他们的书本之中，就像他们对待鲜花、美好时光和女人。有的人则在极端真诚的煎熬下试着体验其中的深度和依据，他们为此感到扫兴。他们不断地扪心自问：这本书是否给我带来了真正的精神欢悦，抑或那只是我对时尚的爱好，模仿的本能把诸多元素融入了一代人的趣味，或许那只是出于另一种令人鄙视的偏爱？于是，他们从一本书摇摆到另一本书，无情的忧虑之风刮得他们东倒西歪。他们拿不定主意，更谈不上品尝一种纯洁的幸福。然而，有一天，他们似乎遇到了终极的码头，一个宁静的避风港，在那里，他们到处都可以找到美的凝固不动的镜子。福楼拜或勒孔特·德·利尔19将他们引领到这个宁静的国度，向他们呈现如此明显的美，美的源泉一目了然，这次出现的名副其实的美让他们坚信不疑，为此，他们久久地沉浸在喜悦之中。继而，他们又对无疑是来自名副其实的美的苍白回忆产生了疑虑，而这种美也许早在他们的灵魂形成肉身之前就已经备受关注：名副其实的美不应该如此外向，我们必须透过无数幽影，把它当作灵魂来揣摩和爱慕，而不应该如此直接、如此完善地对它进行具体的把握，这样做实际上相当于拙劣的模仿。也是这一次，忧虑的狂风的无情翅膀触动了他们。他们离开了那个（再也）无法满足他们美妙的宁静梦想的码头，重新开始他们的旅行：他们摸索着前行，痛苦地寻找美，把书本当作鲜花、美好时光和女人来欣赏的那些人对他们冷嘲热讽，把这些忧心忡忡的流浪者叫做疯子、受迫害者。其实，令人煎熬的忧虑有如谵妄，迫害就像妖言惑众的骗子和投毒犯那样，让所有的艺术家逃离这些也许唯独上天才能赐予、只有人间的天真单纯才能给予我们的饥渴灵魂。

圣诞故事一则20《小皮鞋》

路易·冈德拉先生著

（《两世界杂志》一八九二年元月一日）

感情之花中最美的一朵也许就是所谓的对未来的神秘希望，反思会让这花朵迅速凋零。今天与昨天同样心灰意冷的不幸恋人希望他所爱却又不爱他的那个女人明天突然爱上他——他对自己应尽的义务力不从心，他自言自语地说：“明天，我就会神奇般地拥有我所缺乏的这种毅力。”——最后，所有这些人都抬起眼睛仰望东方，期待着他们坚信不疑的一道光明突如其来地照亮他们头顶上的那片忧郁的天空，所有这些人都对未来怀有一种神秘的希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他们唯一的欲望所产生的结果，任何理性预见都无法对此加以解释。可惜啊，终有一天，我们不再每时每刻地期待来自迄今为止仍然无动于衷的一位女友的情书，因为我们明白，人的性格不会突然改变，我们的欲望也不会心甘情愿地去迎合其他人的意志，因为推动意志并且使之无法抗拒的正是隐藏在意志背后的某些东西；终有一天，我们会明白，明天不会与昨天截然不同，因为明天来自昨天。

然而，在某些尚未遭到反思过分扼杀的灵魂中，这些神秘的希望在某些风调雨顺的年代再度绽放。例如，在圣诞之夜，一种希望的芳香让灵魂飞向上帝，这些灵魂期待自己最终能够出类拔萃并且得到爱戴。这种芳香会让上帝感到喜悦，有时，在圣诞节的夜晚，作为心灵的优秀园丁，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会满心欢喜地去浇灌有待绽放的希望。他用理性的眼光来论证在某个逼真而又神秘的短篇故事中得到大胆肯定的感情，梦寐以求的某种幸福终于在圣诞之夜得到了实现。今年，我们没有圣诞故事。阿纳托尔·法郎士先生在令人赞叹的《犹太的行政长官》21中非常武断地认为，我们不能使用这样的措辞——然而，元旦的这期《两世界杂志》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姗姗来迟却又真实美妙的圣诞故事，那就是路易·冈德拉先生的《小皮鞋》22，读者无不为之感动和赞叹。夹杂着快感的同情怜悯让这个故事变得更加温柔甜蜜。在这个圣诞之夜的最后时刻，看不见的香炉在德·尼埃伊先生的心中散发出乳香和没药的芬芳，故事的结尾部分弥漫着神圣的芳香。一个小孩子的话深深地打动了他，乃至改变了他的生活，让他重新回到被他抛弃的妻子身旁。读着这期《两世界杂志》，美貌的弃妇，遭到丈夫或情人背叛的女子都能从这个小故事中获得神奇的安慰。这些美妙篇章被她们的眼泪濡湿，让她们久久地沉湎于重归于好的梦想，而在此之前，重归于好在她们看来是不可能的，不断地激发出她们最宝贵而又最不自信的希望——在让我们如此感动之前，冈德拉先生为我们刻画了德·尼埃伊先生极具讽刺意味的肖像，这表明作者对性格有着一种绝妙的先见之明。可怜的德·尼埃伊先生！他的诗让他的生活充满朝气，相形之下，他那无疑是非常微不足道的世俗生涯就显得不那么真实了，他经常与冈德拉先生在“上流社会”相遇。他衬衣的硬胸后面有着一副无懈可击的护胸甲，遮掩在单片眼镜后面的眼睛是他的心灵的唯一出口，只有从那里才能进入戒备森严的领地，他躲藏在故作正经的态度背后，自以为这道防线固若金汤；然而，冈德拉先生的思想仿佛是那个没有具体形状的仙女，“穿梭于锁钥之间”，就像雅典娜那样，在德·尼埃伊先生的心中翱翔，为他遮挡在最阴暗的灵魂中闪烁的星星火焰，让他能够在我们面前栩栩如生地再现这些火光。冈德拉先生尊重他的这种生活方式。因此，可以说，他是货真价实的现实主义者。从创作的角度来看，对于美与丑，他一概来者不拒，同时刻画灵与肉，可以说，故事末尾的诗意来源于真实。我们梦幻中最美的花朵以我们的鲜血为汁液，以我们纤细的白色神经纤维为根茎。他为我们留住了《小皮鞋》的故事中洋溢的一切浓浓的诗意，却没有试图将人物“诗意化”“理想化”（正因为如此他才是诗人）。其实，动人的爱情奇迹发生在一个高级妓女的家里并不说明冈德拉先生拜倒在浪漫派与自然主义胆大妄为的心理学面前，后者拒绝将马里翁·德洛姆23和羊脂球的品德赋予“布尔乔亚”24。帕克蕾特·韦农也许是一位温柔有爱的母亲。然而在我们看来，她首先是一位讲究实际的母亲，她希望自己的女儿“漂亮优雅”，“生活有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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