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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罗杰疑案1（第1页）

——《摩格街谋杀案》续篇

EsgiebteineReiheidealischerBegebenheiten，diederWirklichkeitparallellauft.Seltenfallensiezusammen.MenschenundZüfallemodificirengew？hnlichdieidealischeBegebenheit，sodasssieunvollkommenerscheint，undihreFolgengleichfallsunvollkommensind.SobeiderReformation;stattdesProtestantismuskamdasLutherthumhervor.

理想中的一系列事件会与真实情况相似。它们很少能完全一致。人和环境会在总体上改动理想中的一连串事情，使之显得不尽完美，从而其结果也同样无法尽善尽美。宗教改革亦是如此；想的是新教，来的却是路德教。

——诺瓦利斯[2]《精神论》

即使是最镇定的思想者，都很少有人不曾对超自然事物陷入一种模糊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半信半疑的惊讶中，那事物又似乎恰巧具备一种不可思议的特性，而这种纯粹的巧合是具备才智之人无法接受的。这样的情绪——因为我所说的半信半疑绝不具备充分的思维能力——这些情绪很少被彻底地压制住，除非借助机会学说，或者，用科学的术语来说，即概率演算。从实质上说，这个演算纯粹是数学性的；因此我们就把科学中的极尽严格与精确作为异例，运用于思维中最不可捉摸的幻象与精神性之中。

依据时间的顺序，我要应约昭于公众的那些不可思议的细节，起初的发展是一系列令人费解的巧合，其后，或者说最终的进展会让所有读者认出，这是在隐射不久前玛丽·塞西莉亚·罗杰斯在纽约被谋杀的事件。

大约在一年前，在一篇题名为《摩格街谋杀案》的文章中，我曾竭力描述了我的朋友，C·奥古斯特·杜潘先生在思维特性上的一些非凡之处，我没曾想到自己还会继续这个话题。当时，我对这种特性的描述形成了文章的构思；而且这构思在例证杜潘特性的一连串混乱的事实中得到了充分证实。我还可以引证其他的事例，但是我不想再赘言了。不过，最近一些事件的发展很令人惊讶，促使我进一步地描述了一些详情，这些细节会带有一种强制性的招供意味。在了解了我最近所听说的事之后，如果我依然对很久以前的所见所闻保持沉默的话，我就会真的感到不安了。

在莱斯巴拉叶夫人和她的女儿之死的悲剧结束之际，杜潘爵士立刻从心中摈除了此事件，又回到了他所固有的变化无常的幻想中。我向来喜欢抽象概念，就很乐于顺应他的心情；并继续住在我们位于圣热尔曼区的居所中，我们不考虑未来，宁静地安睡于现在，将周围沉闷的世界编织成梦幻。

但是这些梦并非完全不受干扰。我早就说过，杜潘在摩格街戏剧性事件中的表现在巴黎的警察的想象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这些密探中，杜潘的大名脍炙人口。除了我之外，他从不对其他任何人解释破案时那些推论上简洁利落的特点，甚至连警察局长也不了解。难怪这事件理所当然地被认为几乎是奇迹，或者说他所具备的分析能力被归结为直觉。他的直率原本会打消任何质疑者持有的这种偏见；但是他懒散的脾性却终止了人们对这一他早已不感兴趣的话题做进一步的争议。就这样，他才发现自己成了警方眼中的焦点人物；并且，辖区中的案件也没少劳烦他。其中最引起关注的案子就是那个名叫玛丽·罗杰的年轻女子的谋杀事件。

此事件大约是在摩格街惨案发生的两年之后。玛丽是寡妇埃斯特尔·罗杰的独生女，她的教名及家姓和那不幸的“雪茄女郎”很相近，读者一看就会引起注意。她自幼丧父，从她父亲的死一直到被我们所论及的那场谋杀的前十八个月，她和母亲一直共同住在圣安德烈街[3]；夫人在那里经营一个膳宿公寓，由玛丽帮着照料。就这样，一些事情在女儿二十二岁时发生了，她非凡的美丽吸引了一位香料商，他在王宫的底层开了一家店铺，主顾主要是附近大批滋生的一些流氓恶棍。勒布朗先生[4]意识到漂亮的玛丽来光顾他的香料店会带来诸多好处；他那慷慨的供职提议被这姑娘欣然接受了，尽管夫人多少还是有些顾虑。

那位店老板如愿以偿，他的店铺顿时因为这个活泼动人的女店员而变得众所周知。她被他雇用了大约一年时间，然后突然失踪了，这令她的崇拜者们感到无比困惑。勒布朗先生也无法对她的离开作出解释，罗杰夫人为此心烦意乱，惊惶焦虑。报纸立刻抓住这个话题，警察正准备着手进行严格的调查。然后，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在失踪了一个星期后，玛丽健健康康地又出现在了她往常站的那个香料柜台，只是她多少有些忧郁。除了带有私人性质的询问，所有的调查自然都停止了。勒布朗先生像以往那样，表明自己对此事一无所知。玛丽和母亲一起回答了所有的问题，说上一周她是在乡下的亲戚家度过的。于是这事件就平息下来，基本上被人淡忘了。至于那个姑娘，她借口要从人们的好奇心所导致的无礼中摆脱出来，就向香料商提出了辞呈，然后在圣安德烈街她母亲的住所隐居起来。

她回家后大约过了五个月，朋友们又为她第二次突然失踪感到震惊。三天过去了，她依然杳无音信。第四天，有人发现她的尸体漂浮在塞纳河[5]里，就在圣安德烈区对岸离鲁尔门[6]那片僻静地区不远的河边。

这场谋杀的凶残（因为一看就明白这是一场谋杀），受害者的年轻与美丽，尤其是她以往的风流名声，这些都引起了敏感的巴黎民众心中的强烈震动。在我记忆中，我从没见过其他类似事件引发过如此广泛而强烈的反响。几周时间里，人们谈论着这一引人注目的话题，甚至连当日重大的政治事件都忘却了。警察局长尽了不同一般的努力，当然了，整个巴黎的警察们都在竭力调查。

在尸体刚被发现时，人们认为凶手无法逃脱，因为在最短的时间内就展开了调查。直到一周快结束时，人们才认为有必要对此案提供酬金；即使在那时，酬金也仅限于一千法郎。同时，人们对案情的调查充满热情，不过总是没有什么论断，无数的人都被审讯过了，依然毫无收获。而且，由于一直缺乏疑案的各条线索，公众的激情急剧高涨。在第十天末，人们认为应该将原先提议的数额增加一倍。于是，当第二周过去时，案情依然没有什么进展，巴黎人民一直以来就对警察怀有的偏见就在几次严重的暴动中爆发出来，警察局长就毅然提出将“缉拿凶手”的酬金增至两万法郎，如果不止一人被证实与案件有牵连，那么“每缉拿一名凶手”就获得一笔这样的酬金。这份酬金声明还说，一旦任何同谋犯能站出来以事实揭发同伙，那么他就能保证获得完全的赦免。和这份声明贴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市民委员会的非官方告示，表示在警察局给予的酬金数额之外，愿意再给予一万法郎。那么，这笔酬金的总额就不低于三万法郎，当我们考虑到那个姑娘的卑微境遇，以及在大城市中像这种惨案的高发率，这笔钱的数额就相当可观了。

那时没有人怀疑这个谋杀疑案会立即昭明天下。可是，在一两个实例中，那些保证能阐明案情的逮捕却没能拿出任何能让被捕者与此案有所牵连的证据，嫌疑犯即刻就被释放了。奇怪的是，尸体发现后的第三周也过去了，还是没有丝毫进展，而我和杜潘甚至对人们津津乐道的此案传闻没有什么察觉。我们俩正潜心专注于自己的研究，几乎一个月都没有外出，也没有会客，哪怕是多看一眼日报上的标题性政论也没有。对此谋杀案的最初了解是由G个人告知的。他在18××年7月13日午后来拜访我们，和我们一起呆到深夜。他竭力想查出凶手却一直没有结果，为此他一直感到闷闷不乐。他的名声——谈及它时他带着特有的巴黎人的腔调——岌岌可危了，甚至连荣誉都受到了威胁。公众的目光正落在他身上，而他也确实不遗余力地为这个疑案的进展在努力着。在结束这次有些滑稽离奇的谈话时，他恭维杜潘，并乐意称之为机智老练，而且直截了当地而确切地给予杜潘一个慷慨的提议，这提议的基本实质我不便透露，不过它对我此文所叙述的主题没有任何影响。

我的朋友很得体地婉拒了这样的溢美之辞，不过倒是很快接受了他的提议，尽管总的来说这好处只是暂时的。提议达成后，警察局长立刻滔滔不绝地解释自己的观点，并散布长篇的例证论述，我们对此并没太专注。那人说了很多，而且毫无疑问，显得很渊博。当夜晚正恹恹地逝去时，我斗胆提了个不经意的暗示。杜潘稳稳地坐在他常用的那把扶手椅中，对他的谈话表示着尊重与关注。在整个交谈中，他戴着眼镜；我不时地朝他那绿色镜片瞥上几眼，这足以令我确信他睡得不算差，因为警察局长立即起身告辞前，他在七、八个小时缓慢而沉重的整段时间中一直很安静。

早晨，我从辖区拿到了一份对所有已取得证据的完整报告，而且，我从不同的报社网罗了已出版的从最初到最近的所有有关此惨案明确报道的报纸。除去所有那些被证明是肯定错误的信息，大体的情况报道如下：

18××年6月22日，星期天，玛丽·罗杰大约是早上九点钟离开她圣安德烈街母亲的住所的。在离开时，她只通知了雅克·圣厄斯塔什先生[7]，告诉他自己打算陪一位住在德罗梅街的姨妈过一天。德罗梅街是条又短又狭窄的街道，不过人口众多，离河岸不远，从罗杰夫人的公寓到那里大约是两英里的直线距离。圣厄斯塔什是被玛丽接受的求婚者，他食宿在那间公寓里。他得在黄昏时分去未婚妻那里，并陪她回家。然而，那天下午，下了场大雨；他估计玛丽会在姨妈家呆上整个晚上（因为曾有类似的先例），就认为没有必要遵照诺言。当夜晚来临时，罗杰夫人（她是个虚弱的老太太，有七十岁了）表示她害怕“再也见不到玛丽了”；但是当时这并没引起别人的注意。

星期一，那姑娘被证实并没有去过德罗梅街，当一天过去后都没有她的消息时，人们才着手对城市和邻近地区进行已被拖延了的搜索。然而直到她失踪后的第四天，人们仍未打听到任何关于她的下落。在这天（6月25日，星期三），一位名叫博韦的先生[8]和他的朋友在鲁尔门附近，在正对着圣安德烈街的塞纳河边询问了有关玛丽的事，并被告知一具尸体刚被某个渔夫拖上岸，该渔夫发现尸体漂浮在河面上。看到这具尸体后，博韦迟疑了一会儿，辨认出她就是那个香料店的姑娘。他的朋友比他更快地就认出是她。

那张脸满是黑色的血迹，有些是从嘴部流出来的，没有发现在纯粹淹死的情况下通常可见的白沫。细胞组织尚未变色。在脖子部位有瘀伤和手指印。尸体双臂弯曲在胸口上，已经僵硬了。右手紧握着；左手是部分打开的。在左手腕上有两个环形的皮肤擦伤痕迹，显然是几条绳子所致，或是一条绳子被绑了好几圈。右手腕部分及整个背部也有严重擦伤，但是在肩胛处尤其严重。渔夫在把尸体拖上岸时，是用绳子系上拉的，但是那些擦伤不是由此造成。尸体脖子处很肿，身上没有明显的刀痕，也没有明显的被击打过的瘀伤。一条缎带紧紧地系在脖子上，似乎不易被人发现，它完全地陷入肌肉中，并恰好在左耳朵下系了个结。光这个结就足以导致她的死亡。验尸报告确认死者死前有过性行为，还说她遭受了凶残的暴力。尸体被发现时就是这样的状况，朋友们不费太大困难就辨认出她了。

她的衣服被撕得很破，或者说是非常凌乱。外套上从底边向上一直到腰部被撕开大约一尺来长，但是碎片并没有被扯下来。它围着腰部绕了三圈，并被背后搭钩状的东西固定住。紧贴着外衣的衣服质地是精纺的棉布；从这上面完全撕扯下了一条十八寸长的布——撕得很均匀很小心。那条布被缠绕在脖子上，缠得松松的，并被打了个死结。在这条布带和那根饰带上还系着两端连着一顶无檐女帽的帽带。那个帽子的细绳上的结不是女士风格的，而是一个活结，或是一个水手结。

在尸体被辨认后，人们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把它送到停尸间（这个形式是多余的），而是很草率地将它埋葬在离尸体被拖上岸处不远的地方。通过博韦先生的努力，这件事尽量被努力掩盖起来，所以几天过去了，一直未引起公众的骚动。然而，一份周报[9]最终披露了这个事件，于是尸体被挖掘出来，再次进行调查；可是除了已经得到的信息，没有什么新的收获。不过，那些衣服被交给了死者的母亲和朋友们，并被确认为是那姑娘离家时所穿之物。

同时，对此事的骚动持续增长。已有几人被捕，而后又被释放。其中圣厄斯塔什最值得怀疑；他最初无法明确地交代星期日玛丽离家那天自己的行踪。然而，后来他向G先生递交了一份书面陈述，对这一天每一时间段进行了令人信服而详细的说明。随着时间的过去，因为没有任何新发现，许多自相矛盾的传言被散布开了，于是记者们都忙于提出假设。在这些假设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关于玛丽·罗杰依然活着的说法——即在塞纳河里被发现的尸体是别的不幸之人。我觉得有必要将几段包含这种想法的话让读者一读。这些片段是照原话从《星报》[10]上翻译过来的，总的来说，这报纸具有较高的水准。

“罗杰小姐于一八××年六月二十二日，星期天的早晨离开其母亲家，她借口是要去拜访姨妈，或是在罗德梅街的其他亲戚。从离开后，证实没有人再见到过她，也根本没有其他与她相关的消息和音讯……不管怎么说，迄今没有人自愿出来表明自己曾在那天她离开母亲家后见过她……现在，尽管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认为玛丽·罗杰在六月二十二日星期天九点之后还在人世，我们有依据证明到九点为止，她是活着的。在星期三中午十二点，有人发现一具女尸漂浮在鲁尔门附近的岸边。即使我们假设玛丽·罗杰在离开母亲住所后的三个小时之内就被扔进了河的话，那么那时距她离家只有三天——恰好三天。但是，如果凶手对她下了手，那么，认为其动作完成能快到足以使自己在午夜之前将尸体扔进河里的推测是愚蠢的。那些对如此恐怖罪行有罪恶感的人会选择最漆黑的时分而非稍有亮光的时间……于是我们就明白，如果在河里被发现的尸体是玛丽·罗杰，那么她在水里的时间只能是两天半，或者至多是三天。所有的经验都表明，溺水的尸体，或者说在暴力致死后被立刻扔进水中的尸体，需要六到十天时间才能使其足够腐烂到能浮出水面。即使尸体被火炮燃烧过，它也至少要五到六天的浸泡才能浮起，如果不去管它的话，它又会沉下去。那么，我们设问，在此案中，是什么导致了对正常的自然过程的偏离呢？……如果尸体呈毁坏状态在岸上被放置到星期二的晚上，那么人们就会在岸边发现凶手的某些痕迹。哪怕尸体是死了两天后被扔进水中的，它是否能如此快地浮上来，这一点也很可疑。另外，最不可能的是，暴徒在犯下如此的谋杀罪行后，竟然会不附加重物就将尸体抛掷水中，而这样的防范做起来毫不费力。”

编辑在这里还进一步地论述，认为尸体一定在水中“不止三天了，而至少是十五天时间”，因为它腐烂得很厉害，连博韦在辨认时都颇费周折。不过，这个观点被彻底否定了。我继续翻译如下：

“那么，是什么事实让博韦先生认为这尸体毫无疑问就是玛丽·罗杰呢？他撕开了外衣的袖子，说他发现了一些能使自己确认的标记。公众大多猜想这些标记是由某种疤痕构成的。他擦拭着胳膊，并发现上面有汗毛——我们认为，这汗毛正如人们预先想象的那样，是无法确定什么的——就像在袖子里发现一条胳膊一样没什么结论性。当晚，博韦先生没有返回，但是在星期三晚上的七点，他捎话给罗杰夫人，说对她女儿的调查仍在进行中。如果我们假设，在罗杰夫人的年纪和悲痛状况下，她是不会过去的（这假设是很站得住脚的），那么，如果他们认为那具尸体是玛丽的话，就肯定有人会认为很有必要过去并参与调查。但是没有人过去。在圣安德烈街没有任何人议论或听说这件事，甚至连同一幢楼的居民都不知道。玛丽的恋人和未来的丈夫，即住在女方母亲家的圣厄斯塔什先生作证道，直到次日上午，他才听说未婚妻的尸体被人发现之事，那时是博韦先生走进他的房间并告诉他的。对于这样的一类消息会如此冷静地被接受，我们觉得很是震惊。”

就这样，这份报道竭力让人们对玛丽亲友的冷漠留下印象，这与这些亲友相信这具尸体就是玛丽的推测不相符。这所造成的暗示是：在亲友们的纵容默许之下，玛丽从城市中消失的原因是与对她的贞洁不利的责难有关；于是，在这些亲友们得知塞纳河里发现一具尸体，并与玛丽相像时，他们就顺势让公众相信她死了。但是《星报》还是很草率。人们能很清楚地证实，并不存在大家所想象的冷漠；那位老夫人异常虚弱，她情绪过激，无法胜任任何事；而圣厄斯塔什远不是冷静地接受消息，他伤心到心绪混乱，行为几乎疯狂，以致博韦先生说服一个亲友来照料他，阻止他参与掘墓现场的调查。另外，尽管《星报》报道说尸体由公众出资被再次埋葬，并说玛丽的家人坚决反对由他人慷慨馈赠的私人穴墓，而且家人没有参加安葬仪式。我认为，虽然《星报》在有意对此印象的推波助澜中表明了所有这一切，但所有这些都被充分地证明是不正确的。在随后一期的报纸中，报道又尽力使人们对博韦本人产生怀疑。编辑是如下表述的：

“然后，事情发生了转变。我们得知，有一次，当B夫人在罗杰夫人家中时，博韦先生正要外出，他告诉她有一位警官要来，而她，B夫人，在他回来前一定不能告诉警官任何事，一切由他来处理……从目前的情况看，博韦先生似乎将整件事都封锁在大脑里，没有他就会寸步难行，因为，不管你尝试哪条途径，都会撞上他……出于某种原因，他决定除了他自己，任何人都不要牵涉进此事件中，而且，根据玛丽的男性亲属们的抗议，他还用非常奇怪的方式将他们排挤出局。他似乎非常反对让亲友们见到尸体。”

根据后来的事实，一些迹象使人们对博韦产生了怀疑。在玛丽失踪前几天，有人去办公室拜访博韦，当时他不在，那人观察到在门的钥匙孔里有一枝玫瑰花，还有一块刻着“玛丽”名字的板挂在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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